采访时间：2007年12月
地点：潘世勋家中
采访整理：朱莎 王资丽 惠晓娟
王资丽（以下简称“王”）：我们了解到您曾多次走进西藏，是什么吸引您对那里如此向往？谈谈当时的情况好吗？
潘世勋（以下简称“潘”）：我去高原藏区，其中包括西藏，先后已近20次。第一次走进西藏是1960年，那时我还是央美油画系五年级的学生，是学校分派政治任务，让我参加首都文艺慰问团去西藏半年。慰问团主要任务是演出、帮剧团装台、跑龙套，规定不让画画。我只是抽空跑到街上看看，第一印象一切都很神奇，对藏族生活习俗毫不了解，根本不知道该画什么。直到最后两个月安排全体团员到日喀则参加基层民主改革，住在贫苦农奴家中，做社会调查，同吃同劳动，才对西藏历史、对农奴制有了真切的认识，农奴过去不但祖祖辈辈受三大领主的剥削压迫，精神也受到长期奴役，见了领主不仅要说敬语，还要弯腰吸气吐舌，表示敬畏。农奴中最苦是家奴，生了孩子还是奴隶，永远人身依附于不同的奴隶主庄园。
我们刚去的时候，把我们也当作“崩不拉”（官员），谈话也象对领主一样，弄得我们很难受。而后接触多了，他们觉得我们也是普通人，这些汉族干部是真心要帮他们搞翻身解放。最后才慢慢的比较好了，也能跟你拍拍肩膀，开开玩笑。我有幸经历这次西藏历史的重大变革，目睹西藏人民几个月间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回来以后画过一套素描组画《翻身曲》，主要是想描写他们这种获得精神解放的喜悦心情。1960年我毕业留校任教，直到1963年，我获得一次进修时间，决定不在画室里画习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西藏，计划在西藏待一年，真正深入了解西藏的生活现实。
当时是美协领导提供资助，一天补助我5毛钱伙食费。为走康藏公路进藏，我在成都等车就等了1个月，后来找到一个部队的车，是嘎斯51，那种敞棚大卡车。自己带着行李，朝行夜宿两头不见太阳，整整走了15天才到拉萨。同车不少人有高原反应，整天都坐在车内闭着眼睛。我一直趴在后车梆子上，一路画速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去了边防，也去了牧区，在日喀则萨加县一个叫马不加的一个小村里，一住就是4个多月。和藏民们吃住在一起，参加他们的劳动，也参加乡里的工作。白天画藏民，晚上向他们学藏语，了解西藏民俗。那时，记了好几本日记，包括风俗习惯甚至服装裁剪、农家的营造法式等等都记，并附有大量插图，文革中，这几本笔记被丢了，一直让我很心疼。朋友说收集这些资料应该是作家的事，但我至今仍认为对于画家，特别是想画风俗题材绘画的画家，这种了解十分必要。
《生在寻常牧人家》 80cm×60cm 1991年
文革中，美院的教学和创作中断了十年，直到1980年才有机会再次入藏，那次去并非出于创作的考虑，而主要是想去看看历经浩劫之后的西藏变成了什么样子。那年因为患有肝病，选择去海拔低些的云南藏区，就是现在说的香格里拉。但是到了才知道，那里过去就受纳西文化的影响，加之文革破坏，藏民连藏袍都不穿了，所以我临时决定搭乘一辆运百货的卡车，就坐在高高的货物上去了西藏的芒康……
王：那么您在那儿生活期间，什么人或事给您的印象最深刻？您最想与人分享的是什么？
潘：通过与藏族劳动人民多次接触，由陌生到亲切，到心生敬重。最初印象，藏民长的彪悍好象有点凶，其实走近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对朋友非常真诚、亲切，倒很像北方的农民，特别老实善良，但又诙谐幽默，生活的有情有趣。他们外表的那种形体特征和性格是长期以来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慢慢形成的，在高海拔地区的严酷环境中，要生存繁衍，就得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体魄。
《玉树盛装》 150cm×150cm 1995年
1980年去芒康那次，我为了了解西藏最艰苦的牧区是什么样子，选择去了偏远的吉措牧场。没有公路，我是租了三匹马走了两天才到的。那儿海拔有5千多公尺，百里内只有四个帐房。那年正赶上雪灾，牲口减少，又没粮食，但那些牧民乐天知命、无怨无悔，该唱歌就唱歌该跳舞就跳舞。我落脚的那个帐篷，家中三个女儿，都十六岁了，因穷困，每人就只有一件皮袄，白天放羊，晚上围着火堆唱歌说笑，非常乐观。他们没有服饰，见我吃完药的小药瓶好看，便要去串成了项链。生活再苦，却爱美之心不减。祖祖辈辈在那里，就是靠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乐观精神。千百年来，这种精神早已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中，也烙印于他们的体貌形象，并随时抒发于他们的一颦一笑中。
《甘德牧牛人》 100cm×100cm 1994年
王：您的画大多是藏区题材，寄托其中的就是这种淳朴的生活和情感吗？
潘：是的。我想大概是藏民们质朴的性格和生机勃勃的习俗感染我、刺激我，所以我一生中画高原生活比画其他题材要多。今年出版的一本画集中，我写下了如下的话：“我曾承认，我初画西藏是由于偶然的机遇，而近年多画高原也有无奈的选择。过去我也常画身边遇到的美好的人和物，曾为太行老农和南海渔女的动人形象所感动，但隔几年再见，朴素的白头巾和优美的发式全然不见，男人穿上武警服，女人换上健美裤，再画已不知如何动笔。相比之下，美在高原依然更容易遇到，更容易采撷。我喜欢高原雄伟绚丽的风光，更爱高原千姿百态的人物。直到今天依然可以在田间、在牧场、甚至在旅途中随时可遇动人的面孔，精彩的装束、深邃的眼神与会心的微笑。那里普通的男女皆能极自然极大方地显示出一派质朴和未经污染的精神美感，一种往昔沿袭下来而在其他地区已不多见的精神气概。”
王：除此之外，您还有其他的一些考虑吗？
潘：有人说画家应视绘画为生命，我也是这样想的。有时间就应集中精力想怎样把画画好。现在的画家可以自由地画自己想要画的东西，就很好，很幸福了，画余有时间，可以多看书、去看世界文明古迹，都可以激发创作灵感。至于社会评价、名誉地位、市场效应之类都是身外之事，用不着太看重，否则会很辛苦，会活得太累。
王：法国之行没有让您的创作风格转型，您说“眼界开阔但也心生困惑”。简单谈谈您的感受好吗？
潘：这一点，我以前多次与朋友和学生谈过。1984年我在法国的时候，曾用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西方现代艺术，当时曾很徘徊很动摇，甚至觉得要不要也与时俱进，把画风改一改。但认真想过，还是决定不变应万变。回来以后，我跟有些老朋友开玩笑说：西方现代主义绘画运动这个末班车，我是赶上了，但是一看上边坐的人太满，没有我的位置，要“挤”也挤不上去，加之我带的“行李”太多，所以只买了张站台票就回来了。我说的这些“行李”就是在高原的多年感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珍贵了，舍不得丢掉。当然我也坚信，在今天，“现实主义”还有无限发展的空间。
王：那么在您看来，绘画应该表现什么？
潘：中国的画家，还要多关注中国社会的各种生活现象，包括一切人的精神活动。我是更看重生活实际存在的东西，有人更注重一些精神层面的活动，我想都是可取的。最重要的是，画家不能说画什么就好，画什么就不好，关键是画出什么水准，任何题材、画风，都有高低、雅俗、文野之分。画家在风格上有很多的选择自由，有人喜欢传统一些，有人喜欢更前卫一点，我觉得无可非议。但是画家都应该有一种态度，就是应该是很真诚的、对社会对文化负责任的。
王：简单谈谈您今后的艺术探索。
潘：人过七十，精力不足了，新的尝试、新的探索、新的想法还是有的，但会不会有成果、有进步难以预见。就是一些想画的画没有画出来，面对高原给我的强烈感受总有一种“负债”感，所以要抓紧时间，再加努力。在有生之年，我也还会去西藏、去高原，去开发油画思考，寻求灵感。把想画的题材尽量画好些。前两年想去，家人不让我去，2008年应该可以去了。（潘老师因肾部手术，这两年主要在休养，现已在康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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